“靖康之变”不仅导致一个王朝的终结也引发了中国历史上继西晋永
“靖康之变”不仅导致一个王朝的终结,也引发了中国历史上继西晋永嘉之乱、唐代安史之乱以后,又一次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活动。两宋之际,北方长期处于战乱之中,南方为赵宋政权所在,有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和较为优越的物质生活条件,因而“中原士民,扶携南渡,不知其几千万人”(李心传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),以至于“建炎之后,江、浙、湖、湘、闽、广,西北流寓之人遍满”(庄绰《鸡肋编》)。山河破碎,生逢乱离,故国之思时时萦绕在“西北寓客”的心中,尤其是那些曾经长期生活在繁华汴京城的人们,“故老闲坐,必谈京师风物”(周《清波别志》)。这种大变乱、大动荡的局面,在时人心中留下深刻烙印,也激发了史家与学人们援笔著述的热情,据徐梦萃《三朝北盟会编》序言,当时“缙绅草茅,伤时感事,忠愤所激,据所闻见,笔而为记录者,无虑数百家”。《东京梦华录》就是这种背景下诞生的著作。
《东京梦华录》全书仅不到三万字,以回忆口吻记述北宋末年东京汴梁城的情况,包括城市建筑布局、官署衙门分布、朝廷礼仪庆典、民风习俗、时令节日、饮食起居、歌舞百戏等,与同时代画家张择端所作《清明上河图》一样,描绘了开封这座12世纪上半叶最繁华城市中王公贵族与庶民百姓的日常生活情景,是研究北宋都市生活与民俗文化的重要历史文献。作者《自序》写于绍兴十七年除日,即公元1148年1月22日,一般认为即是《东京梦华录》成书时间,作者署名“幽兰居士孟元老”。
此书最初就叫《梦华录》,并无后来广泛流行的“东京”二字;命名缘由,作者《自序》有明确交代:“古人有梦游华胥之国、其乐无涯者。仆今追念,回首怅然,岂非华胥之梦觉哉?目之曰《梦华录》。”南宋时期的赵师侠、赵希弁、陈振孙等人提及此书,皆称其为《梦华录》。目前可见“东京梦华录”之名,最早是在宋末元初马端临的《文献通考》,马氏之书大约完成于元成宗大德十一年(1307),据此推测,《梦华录》可能是在南宋灭亡之后才被冠以“东京”二字,称为《东京梦华录》,一直流传到今天。
《东京梦华录》问世之后,最初应以抄本形式流传,具体情况不详。南宋初赵甡之所著编年体史书《中兴遗史》记载东京陷落、钦宗投降、金兵围困开封大肆搜括金银,靖康二年(1127)正月初一日,钦宗命济王栩、景王杞以及百官、僧道前往金军驻地致贺元旦。承平时代,这本是宋朝君主御大殿举行元旦朝会的重要日子,赵甡之援引“旧制”介绍这一最隆重的典礼:
正旦日朝会,车驾坐大庆殿,诸国使人入贺。殿庭列法驾仪仗,百官皆冠冕、朝服。诸路举人解首亦士服立班,其服二梁冠、白袍青缘。诸州进奏官,各执方物入殿。诸国使人,大辽大使……。更有真腊、大理等国,有时朝贺。大辽使人在都亭驿,高丽在梁门外安州巷同文馆,回纥、于阗在礼宾院,诸番国在瞻云馆、怀远驿。唯大辽、高丽就馆赐宴。
赵甡之所引长达三百多字的“旧制”,应该未标明文献出处,但是与《东京梦华录》卷六“元旦朝会”的文字几乎完全相同,《东京梦华录》应为赵氏所依据的原始文献。由于《中兴遗史》已在宋末元初亡佚,目前无法推断其所依据《东京梦华录》的版本情况,以及是否尚有其他引用文字。南宋光宗绍熙五年(1194),徐梦莘“取诸家所说及诏敕、制诰、书疏、奏议、记传、行实、碑志、文集、杂著,事涉北盟者,悉取铨次”,著成《三朝北盟会编》,卷七十四记“靖康二年正月一日辛卯朔,上朝贺太上皇于延福宫,并诏百官、僧道出南薰门,赴军前致贺二酋”一事,全文征引《中兴遗史》,使我们今天得以间接推知《中兴遗史》引用《东京梦华录》的情况。徐梦莘是否曾经亲见《东京梦华录》原书,尚不得而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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