澄弟左右：

沅、霆两军病疫，迄未稍愈。宁国各属军民死亡相继，道殣相望，河中积尸生虫，往往缘船而上。河水及井水皆不可食。其有力者，用舟载水于数百里之外。臭秽之气中人，十病八九。诚宇宙之大劫，军行之奇苦也。

洪容海投诚后，其党黄、朱等目复叛，广德州既得复失。金柱关常有贼窥伺，近闻增至三四万人，深可危虑。余心所悬念者，惟此二处。

余体气平安，惟不能多说话，稍多则气竭神乏。公事积阁，恐不免于贻误。弟体亦不甚旺，总宜好好静养。莫买田产，莫管公事。吾所嘱者，二语而已。“盛时常作衰时想，上场当念下场时。”富贵人家，不可不牢记此二语也。

同治元年闰八月十六日 致沅浦弟书

沅浦九弟左右：

多帅回顾金陵之说，万办不到。陕西大乱，死者已四五十万人，较三江、两湖之劫更巨。余前复奏一疏，言多公果不入秦，当令驻军南阳。其时盖深知多之必入秦中，又不料弟与鲍、张各军病势如此之甚也。厥后官相与陕帅屡疏奏催多公入陕，朝旨亦屡次催之，分派胜剿渭北，多剿渭南兼保省城。入关以后，万不能东返矣。顷多公飞调庐州石清吉部下三营入陕，余已咨复截留，尚不知留得住否？且即奏调多军回援金陵，至速亦在五个月以后，而金陵与鲍军之危迫，必在两月以内，远水不能救近火。弟惟就现有兵力，专谋坚守，不图出战，早早布置，或尚可为。

两弟共统兵二万，若责以合围，责以攻城，诚有不能。若责以专守营垒，似亦无辞可以诿谢。病疫乃是天意，弟与鲍、张、朱、唐各军皆病，多军东返，遂能保其不大病乎？弟当与各营官力图自固。身居绝地，只有死中求生之法，切不可专盼多军，致将卒始因求助而懈弛，后因失望而气馁也。

弟若另求保营之法，只有两法略可补救：一法商之毛、郭、黄、赵在湖南飞募新卒前来补缺；一法调竹庄团防营与周万倬共守芜湖，而腾出王可升之兵为活兵，危急之际，或助弟，或助鲍也。然二万人不能守营，添王可升遂能守乎？殊深焦虑。

同治元年闰八月十九日 致沅浦弟书

沅弟左右：

多公不能回军东指，前信略述其概。本日接严渭春一缄，称多公在商南小挫，散去四营，恐未必确。其称多帅昨奉谕旨，又令回剿楚、豫发、捻，不必入关，则必见廷寄之言。多若果回楚、豫，则弟欲奏请会攻金陵，或有几希之望。然余接多公在商南发信，业已入关，其部下雷正绾已至陕西城外。为解省围之计，秦中官绅未必肯放多帅出关，而多公不携雷镇十营偕行，必不肯独自东还。是多公不能出关回剿楚、豫，十居其七。即能回楚、豫，亦不能会剿金陵。以鄙见计之，多军长途之辛苦，部落之分散，接济之不便，事机之不顺，多公必不免于懊恼，将士必不免于疾病。若再东行三千馀里而至金陵，则辛苦尤甚。无论其不能东来，来亦必不能速，难遽得力。故余欲弟力求自保，断不可指望多公，致误大事。至嘱至嘱！

多公阅历尚浅。四五月间自请援陕，与官公密商密奏，皆秘不使余知。彼时锐意立功西北，岂料今日尚在商南，所谓“事非经过不知难”也。弟今欲多军速回金陵，亦不知事之难也。余千思百计，无术可救弟之危，惟令团防营南渡，与周万倬会守芜湖，腾出王可升一军留助弟处一臂之力。然弟二万人不能坚守，添二千馀人岂遂足恃？聊尽心焉耳。

篪轩愿助我办粤厘，亦可感也。

同治元年闰八月二十一日 致沅浦弟书

沅弟左右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