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靖康之变”不仅导致一个王朝的终结，也引发了中国历史上继西晋永嘉之乱、唐代安史之乱以后，又一次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活动。两宋之际，北方长期处于战乱之中，南方为赵宋政权所在，有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和较为优越的物质生活条件，因而“中原士民，扶携南渡，不知其几千万人”（李心传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），以至于“建炎之后，江、浙、湖、湘、闽、广，西北流寓之人遍满”（庄绰《鸡肋编》）。山河破碎，生逢乱离，故国之思时时萦绕在“西北寓客”的心中，尤其是那些曾经长期生活在繁华汴京城的人们，“故老闲坐，必谈京师风物”（周《清波别志》）。这种大变乱、大动荡的局面，在时人心中留下深刻烙印，也激发了史家与学人们援笔著述的热情，据徐梦萃《三朝北盟会编》序言，当时“缙绅草茅，伤时感事，忠愤所激，据所闻见，笔而为记录者，无虑数百家”。《东京梦华录》就是这种背景下诞生的著作。

《东京梦华录》全书仅不到三万字，以回忆口吻记述北宋末年东京汴梁城的情况，包括城市建筑布局、官署衙门分布、朝廷礼仪庆典、民风习俗、时令节日、饮食起居、歌舞百戏等，与同时代画家张择端所作《清明上河图》一样，描绘了开封这座12世纪上半叶最繁华城市中王公贵族与庶民百姓的日常生活情景，是研究北宋都市生活与民俗文化的重要历史文献。作者《自序》写于绍兴十七年除日，即公元1148年1月22日，一般认为即是《东京梦华录》成书时间，作者署名“幽兰居士孟元老”。

此书最初就叫《梦华录》，并无后来广泛流行的“东京”二字；命名缘由，作者《自序》有明确交代：“古人有梦游华胥之国、其乐无涯者。仆今追念，回首怅然，岂非华胥之梦觉哉？目之曰《梦华录》。”南宋时期的赵师侠、赵希弁、陈振孙等人提及此书，皆称其为《梦华录》。目前可见“东京梦华录”之名，最早是在宋末元初马端临的《文献通考》，马氏之书大约完成于元成宗大德十一年（1307），据此推测，《梦华录》可能是在南宋灭亡之后才被冠以“东京”二字，称为《东京梦华录》，一直流传到今天。

《东京梦华录》问世之后，最初应以抄本形式流传，具体情况不详。南宋初赵甡之所著编年体史书《中兴遗史》记载东京陷落、钦宗投降、金兵围困开封大肆搜括金银，靖康二年（1127）正月初一日，钦宗命济王栩、景王杞以及百官、僧道前往金军驻地致贺元旦。承平时代，这本是宋朝君主御大殿举行元旦朝会的重要日子，赵甡之援引“旧制”介绍这一最隆重的典礼：

正旦日朝会，车驾坐大庆殿，诸国使人入贺。殿庭列法驾仪仗，百官皆冠冕、朝服。诸路举人解首亦士服立班，其服二梁冠、白袍青缘。诸州进奏官，各执方物入殿。诸国使人，大辽大使……。更有真腊、大理等国，有时朝贺。大辽使人在都亭驿，高丽在梁门外安州巷同文馆，回纥、于阗在礼宾院，诸番国在瞻云馆、怀远驿。唯大辽、高丽就馆赐宴。

赵甡之所引长达三百多字的“旧制”，应该未标明文献出处，但是与《东京梦华录》卷六“元旦朝会”的文字几乎完全相同，《东京梦华录》应为赵氏所依据的原始文献。由于《中兴遗史》已在宋末元初亡佚，目前无法推断其所依据《东京梦华录》的版本情况，以及是否尚有其他引用文字。南宋光宗绍熙五年（1194），徐梦莘“取诸家所说及诏敕、制诰、书疏、奏议、记传、行实、碑志、文集、杂著，事涉北盟者，悉取铨次”，著成《三朝北盟会编》，卷七十四记“靖康二年正月一日辛卯朔，上朝贺太上皇于延福宫，并诏百官、僧道出南薰门，赴军前致贺二酋”一事，全文征引《中兴遗史》，使我们今天得以间接推知《中兴遗史》引用《东京梦华录》的情况。徐梦莘是否曾经亲见《东京梦华录》原书，尚不得而知。